客观评价，我们宿舍的班长，个子挺高，长相凑合，嗓音好听，完全联想不到可恶的教官。
去的路上，老师致力于提醒大家，军营不是游乐场，教官很严格很正常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初见教官，我几乎忘记这忠告。
但他的性格和他的长相完全不匹配，每天哨不离手，刺耳惊悚的哨音回荡在空寂的楼道。早晨，睡眼惺忪，端着刷牙杯漱口到一半，被强制性地拉出楼道早操。他总是要提前带到，即使别的班还在整理内务，我们踏着步子，一遍遍喊着有气无力的口号，和他响亮的口令声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上午的训练眨眼间才结束，集合的哨音又响起，我们艰难地从铺上坐起，揣上饭盒出门。很快集合完毕，他一脸严肃，却轻松地说了句“带回”，幸灾乐祸地看见我们满是怒气地回楼，然后大跨步站在楼道口。还没等回到宿舍，哨声又起，接着耳朵冲出楼门。一遍遍回楼，罚到晚半小时才跌坐在饭桌旁。令行禁止和刺耳哨音深深铭刻下了我对于这个严厉教官的不满。我们忍住气，坚决不投诉，投诉才是示弱，非暴力不合作。
无比艰难地熬到最后一个晚上。在操场上联欢还未结束，教官早早地把我们带回到宿舍楼前。回家的激动渐渐平静，一种淡淡不舍在心头越散越浓。当然这不舍不是对那个教官，是对军营，如果说他，我巴不得早点走。我这么想着，目送他进了楼道。连长讲话，接着全连教官的小合唱，类似于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，隔壁宿舍的同学捅捅我，说：“哎，怎么没看见你们那个特烦人的教官?”我站在排尾踮起脚尖，使劲在人群中寻找，始终没有找到。一愣，怎么，也不待见我们，多看见一秒钟都不行?还要好好“谢”他呢。人群涌入楼道，我绕道连长处询问下落，“他，有事出去了。”简短的回答似乎比任何躲避的理由更让人心寒。突然地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。他从侧门闪身进来，气喘吁吁地关上门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在宿舍门前停下，整理出一副严厉的表情，方才敲门而入，我加快步子跟入。“快要熄灯了，还不赶快洗漱!”随手把袋子递给宿舍长，没有太多的话语，他戴上军帽，朝着外面走去。是两大包大白兔奶糖，那是两天前不经意允诺的糖，有事是因为要赶在走之前去买糖啊!一瞬间，好像之前所有严格的要求都多了几分温和。军训之初的大雨灌进了教官的帐篷，冻着之后依旧洪亮的嗓音，何况也是为我们让出营房;每次集合完毕首先向营长请示“先带回吗?”，向别的教官夸赞我们在宿舍安静看书从不喧闹，露出少见的笑容，不就是以我们为骄傲吗!联欢时，“命令”我坐在班级围成圈里，不就是鼓励我融入集体吗?我小心地叠好空空的包装袋，收进背包带着满满的歉意，没有拿一颗糖。我知道那细腻的甜味，就如教官不露声色的关怀，只能在内心默默体会。
意料之外，却一定包含于情理之中。他是一个有纪律的军人，同样是一位亲切的兄长。即便最后他没有像约定那样，作为朋友告别，只是微笑着目送，或许我该还他一个标准的军礼。